首家中央级媒体停办 员工称在最困难时都未放弃明日

首家中央级媒体停办 员工称在最困难时都未放弃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29号旭捷大厦8层，中华新闻报社原来的办公地点已经被清空。本报记者 田国垒摄

8月28日，一则“关于《中华新闻报》社清算公告”出现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此前一天，这则公告张贴在中华新闻报社的一面玻璃墙上。

这份创办了16年之久，发行量曾达到10多万份的《中华新闻报》走到了终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中华新闻报》没有通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年检，按规定尚有一段运行时间，但其主办单位没有等到限期，提前主动申请停办清算，停办的原因是：“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

“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报纸倒掉了？真的？”8月27日中午，原《中华新闻报》法制版编辑孙立（应其要求用化名）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还以为朋友在和她开玩笑。当她确认报纸停刊是真的时，感到非常震惊，“报社怎么就这么没了！”

她的朋友是从当天上午召开的会议上获悉报纸停刊这一消息的。

那是中华新闻报社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华新闻报》的主办单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记协”）两位负责人和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来到中华新闻报社，召开职工大会。会上宣读了由中国记协申请、经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审字【2009】319号文件批文，正式停办《中华新闻报》。

会上同时宣布成立《中华新闻报》清算小组，处理报社债权、债务清算及人员安置解散等善后工作，并办理报社注销登记手续。

据悉，当天在报社的员工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到停刊的消息时，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

“这间原先是我的办公间，现在什么都没了，这么多年的一张报纸，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9月15日下午，在中华新闻报工作多年的王名（应其要求用化名）推开一扇门，指着灰尘满地的办公室说。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29号旭捷大厦8层，是原《中华新闻报》的办公地。整个8层的大平面被玻璃门隔断成数间办公室，大多数房间中已无任何办公物品，只有几处房间的玻璃门上还贴着“视点观察部”、“专刊专题部”等字样。“以往这个时间，是报社最热闹的时候，现在人去楼空。”9月15日中午，孙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中华新闻报》的停刊“与年检没有通过有关”。几位受访的原《中华新闻报》职工也向记者证实该报在2008年度的报刊年检中没有通过。

“其实近几年报纸年检都非常靠后，但通过努力都还通过了，这一次，是真的不行了。”原中华新闻报社行政部门职工王美（应其要求用化名）说。

自称知情的王美透露，年检没有通过主要是卡在经营方面。“这一年来，报社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中华新闻报》安全版编辑郭国荣也证实说。

“很多员工都是四五个月没有领一分钱工资，有的员工甚至一年都没有领过工资了。”“困难的时候，采访等日常的开支都是我们部门的员工自行垫付的。”一些原《中华新闻报》员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反映。

“作为‘自筹自支、事业编制’的媒体单位，很多报纸的生存状况都不是很好，大都硬撑着，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却走在前头了。”王美说。

她认为，没有找到适当的盈利模式是报纸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这份报纸”

“我们一线采编人员一直没有放弃这份报纸，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为了报纸能够顺利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郭国荣说。

据该报一些员工介绍，近些年来中华新闻报社经济状况一直不是很理想。报社上下也都在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境况，“去年的总收入比以往还略微多一点。”

但2009年的经营情况却急转直下，与2008年同期相比，收入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从）大的方面说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直接的原因就是报社2006年创办的专刊被砍掉了。”郭国荣说。

专题专刊是中国行业报独有的报道模式，它常常是为一些需要宣传的企业或单位进行集中报道，同时这些企业单位以各种形式支付一定费用。由于许多报纸运行经费不足，这种模式被广泛使用。《中华新闻报》曾创办有12个专刊。王美透露，专刊部人员都有不等的盈利任务，因此存在违反新闻职业规范的巨大风险，“主管单位果断停掉专题专刊是对的。”

就在《中华新闻报》宣布停刊的前几天，《山西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引起社会的关注：8月16日，两名假记者涉嫌敲诈被山西省繁峙县警方刑事拘留。经查，这两名自称中华新闻报社记者当中，一人叫张文辉，持中华新闻报社的工作证，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副主任；另一人叫张海峰，无任何新闻媒体证件，自称为报社行风编辑部编辑。

王美承认，专题专刊的收入占报社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专题专刊没了，收入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面对困境，报社一直都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在2009年5月，《中华新闻报》来了新总编，进行了新一轮改版，对报纸内容进行了重大调整。“改版的时候大家都积极向上，想以全新的面貌大干一场扭转报社的颓势。”王美说。

改版的同时，报社实施“竞聘上岗”，一个栏目（版面）只保留3名员工，10多人下岗分流。中华新闻报社试图通过竞聘的方式，分流一批员工，以减轻沉重的经济压力。

经营部门停办专刊后也还在与企业开展合作，试图以更正规的方式争取收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中华新闻报”，便可以发现很多该报经营部门发布的合作广告。最近的一条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报社将举行一系列大型活动，诚邀广告公司和文化公司的加盟与合作。”

但《中华新闻报》还没有撑到国庆节那一天便突然停刊了。

2009年8月21日，星期五，《中华新闻报》出版了最后一期。

“收拾好东西，我们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9月7日前须将物品清理完毕”，今年7月请了长假的孙立9月2日回到报社时，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这样一份敦促员工清理物品的通知。当时报社“已经没几个人在了，一片冷冷清清”。

“当大家收拾好各自的东西要离开报社时，很多同事抱在一起哭了一场。”王美说，“我们很多员工从创刊开始就在报社工作，工作时间短的也有五六年了，我们预知到报社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后，留下众多急需解决的善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称，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另一个是“财”。

据记者调查了解，2009年5月中华新闻报社实施竞聘上岗后，该报共有职工30人（不含社长、总编辑和记者站人员）。

从7月25日至今，包括副总编魏轶群在内的7人陆续被调至中国记协工作，部分人员暂时没有着落。

8月24日，责编王美玉、张舒、甄学宝等11人被通知参加面谈会。会上，一份“协议书”摆在了他们面前。一位与会的原《中华新闻报》员工称，他们对“协议书”上制定的补偿标准并不满意。

对此，记者致电原《中华新闻报》社长肖东升，肖称：“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主持报社的事务，不清楚报社破产清算后人员安置的具体事宜。”

“如何给预先整年付费订阅《中华新闻报》的用户退费，事先和企业商谈好的广告合同如何处理？报社的资产和债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王名说。

根据8月27日发布的“关于《中华新闻报》社清算公告”的规定：“报社债权、债务清算及人员安置解散等善后工作由成立的《中华新闻报》清算小组负责。债权、债务方及相关业务单位在公告发布后90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提供相应资料，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9月15日，记者致电清算小组常设办公室北京法度律师事务所，清算小组负责人武雪梅以“清算事宜正在处理中”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报刊改革挺进深水区

“刊号怎么处理？”关注文化产业改革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一获悉《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消息就打电话到清算组询问。

“客观地评价，《中华新闻报》在沟通新闻界信息、刊登新闻理论文章、报道媒体经验和批评新闻界不正之风等方面都曾做过独特的贡献。在版式改革方面，该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王君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其自我定位是：立足传媒界、报道传媒界、服务传媒界、开拓界内外。

见证了中华新闻报社由盛到衰的王美认为，《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其实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模式不适应目前报业发展的结果。“据我了解，很多部委机关办的机关报，体制僵化，思路陈旧，内容死板，几乎没有读者，经营也步履维艰。”

“许多行业类报纸不但不能为主管单位带来利益，反而已成为其累赘。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倒闭不算是坏事。”原《中华新闻报》的一名编辑说。

《中华新闻报》的倒闭，演绎的是报业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

长期致力于新闻体制改革，人称“媒介军师”的喻国明分析称，目前很多报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遵循条块分割的模式存在，但这种配置模式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并不对应，刊号资源的配置模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势必会有所改革和调整，“《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就是报业改革的先声”。

喻国明认为，因为涉及到了报纸的所有制层面，可以说这一次报业改革是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喻国明提醒，改革必然会涉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报业改革中不要有过多的权力因素干涉，要更多地向社会需求和市场化的方向倾斜。”

他说：“某些领域的行业报纸，如果自我改革得当，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

王君超认为，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后，会不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出现“纸媒倒闭潮”目前还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市场不相信眼泪’，报业市场优胜劣汰，‘劣币’最终会被‘良币’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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