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文化如何降温退烧

“快文化”如何降温退烧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的样法，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解。　　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

在快文化的作用下，大家行色匆匆，以至于忘了目的，不明对象。《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　　其一，是不是为了“全体人”。在快的急行军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地域的人，而是所有的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应同舟共济，决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而将一部分人甩掉不管。改革开放以来，富人发展快是好事，但不顾穷人的“快”就不是好的“快”；沿海地区发展快是好事，但不顾中西部地区的“快”就不是好的“快”；城市发展得快，但不顾农村的“快”就不是好的“快”。决定一个舰队的速度，不是看最快的那一艘，而是看最慢的那一艘。　　其二，是不是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质产品，又要精神产品，还要政治产品。只顾物质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人多趋利；只顾精神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乌托邦社会”，虚无缥缈、空中楼阁；只顾政治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政治人社会”，政治高于一切，人多疯狂，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颇的快都是毫无意义的快，关键要看这个“快”是否扣紧了社会价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是否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看一个时代是否伟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个时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　　其三，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谓不快，但大多建立在忽视“社会贴现”的基础上，是以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透支为代价的。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无法修复；如对农民工只重利用，不管培训开发，过度透支人力资源；如污染环境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这样的“快”将无法向历史、向未来、向子孙后代交代。这样的“快”注定祸大于福。因此，求“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其四，是不是为了“具体人”。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人民服务”，文革时喊得最响，人人胸前都挂着这个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谈服务。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群体，正如西方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一样，“为人民服务”把服务对象抽象化，就成了“没有主体的服务”。只有“具体人”才是真实的，服务对象才是明确的。因此，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省略主体、虚化主体、空喊口号。如果“快”只是冠冕堂皇地打着“一切为了人民”的口号，而不能针对每个“具体人”的需求，这种“快”是没有意义的。“快”的结果，很可能“神马都是浮云”。　　应在制度层面予以规正和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猫黑猫都是好猫。这在特殊时期的正效应是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给“快文化”的滋生、发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须从制度上予以规正和约束，让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过渡到“找船过河”、“造桥过河”。　　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可以说在“量”的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在“质”的问题上，远没及格，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本主导劳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这些问题说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非是全部通过实质性改革实现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今后，要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确保速度与效益与质量的统一。　　德国人民在“大跃退”的现实，证明发达国家正在反思“快文化”的恶果。德国执政联盟2011年5月30日宣布，2022年前要关闭德国所有核电站，这是接受日本核电事故教训做出的刹车政策。他们认为核能固然是至今世界能找到的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但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若把巨额赔偿和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成本计入，核电单位价值将大大提升。而且关闭核电不光光为这一代人，也是为子孙后代消除隐患。德国人的“大跃退”才是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　　二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如果仍然坚持“以快论英雄”，那么转变发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话。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没有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入文件，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不可能自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价考核制度，对这一惯性思维和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把快文化装进“笼子里”，让快文化在规定的边界里运行。如果仍然只坚守欲望、不坚守边界，让快得不到约束、得不到控制，就是虚快、假快、伪快、害人的快、要不得的快，这种快不快最好。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比如再也不能“以快论成败”，而要以好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着GDP，而要关注HI(幸福指数)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数据搁置一边，而要作为预期性甚至是约束性指标硬性规定；再也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要对不同地区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不同地区的考核要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尤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为发生。　　三是分类指导。国家虽然已经在总体规划中制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大主体功能区，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惯性，仍在“激励”着我们不少的干部。没有条件为什么要硬上呢？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硬来呢？当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定胜天”思想，应该重新思考。各级各地在规划和部署工作时，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对于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可以适度求快，对于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就应以保护主体功能为职责，全国大一统、一盘棋的发展要求应该到了必须修改的时候了。　　四是以“科学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全部内容的“科学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钥匙。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大容器”，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穿上“科学发展”的外衣，就算“科学”了。事实上，这种语境下的所谓“科学发展”只是贴上一个“科学”的标识，形式“科学”了，内容上依然顾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学发展观由“大溶器”变为“过滤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到里面过滤一下，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就坚决拿下，让它下课。　　进入小康时代应提倡慢生活　　印第安人有一个发现，肉身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身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按照他们的信仰，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灵魂赶不上匆匆的脚步。中国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学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老庄的清净无为、道法自然蕴涵的是遵循自然节律的哲理。中国人请人吃饭，爱说“您慢用”；吃完饭送客，爱说“您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语，“慢”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一应合理引导社会需求。应通过行政的、媒体的等各种力量告诉人们，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常规，我们的GDP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二，国际地位从G20到G8，现在到G2了。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谚语，“疾驰的快马往往只跑两个驿站，从容的驴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国也有一句颇为相似的谚语“蒙蒙细雨能持久，暴风骤雨一扫即过”。这些谚语表明一个道理：慢些，就会更快；慢些，就会更远，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应让社会成员的胃口疯长，不能什么都要跟国外比，应冷静地面对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现实。每个国人都应明白，“坐在宝马里伤心地哭”是假幸福，“骑在单车上会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种媒体应切实担负起修复大众审美偏离的责任，引导社会理性客观地追求，不能只讲述功成名就后的风光无限，而应更多地宣传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艰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个案大肆渲染，而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凭借规定动作稳扎稳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镜头对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城市，而应更多地聚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陶醉于慢生活的诗意之中，产生了许多历经磨洗、千古不朽的名句佳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郑板桥)”等才更符合人的本性。只有真正陶醉在诗意的境界里，其幸福指数才可能达到最高。　　二应创造慢生活的宽松环境。一要建立并落实休假制度。美国总统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圣经》上说，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国虽然也规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执行的寥寥无几，大家最缺的就是时间，除了忙还是忙。而且中国的农民工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0.2小时，其中一成以上超过13小时。(中国八九亿农民没有假期，没有退休制度，也不存在使用童工，五六岁的儿童即开始下田帮工)。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为一种常设制度并坚决执行。二要发展适合慢生活的舒适环境。目前全球共有25个国家140个城市建立了“慢城联盟”，加入“慢城”必须符合世界慢城联盟规定的“七大标准、四大前提、八条公约和五大行动准则”。他们共同的图腾是蜗牛，慢城里的汽车限速为20公里，植物禁用农药化肥。我国目前仅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联盟。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10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珠三角地区建设绿道网，绿道网只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禁止机动车进入，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驿站”，行人安步当车，累了小憩，好生惬意。到2011年上半年，珠三角9市2372公里省立绿道网已全线贯通，为那里的人们过上慢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硬件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应向广东一样，把绿网建设提到议事日程，着力发展。三要营造慢生活的氛围。意大利一个慢调生活组织提议设立“国际慢调生活日(SLOWDAY)”。美国记者卡尔·奥诺雷向美国国会建议将每年10月24日命名为“官方无手表日”，号召人们扔掉闹钟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挤占掉的业余时间，寻求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时间和技术的奴隶。美国有个“慢学校”，提倡没有竞争的教学方式，给学生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对填鸭式教学，为学生营造慢生活氛围。现在世界最流行的服装叫“古着”，那就是找出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穿过的衣服，穿在身上，那才叫时尚。　　近年来，从英国刮起一股慢活风，“慢活运动”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开展。参加这项活动的人叫“慢活族”。慢活运动劝导人们放慢生活节奏，让精神和身心都得到充分放松。慢生活、慢工作、慢运动、慢阅读。当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追求平衡，该快则快，能慢就慢。在平衡状态中关注心灵的成长。有意思的是，汉字的“忙”，一边是“心”，一边是“亡”，忙起来，心就死亡了。2007年8月中国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中，“慢活族”是其中之一。　　用“历史的耐心”从从容容走好每一步　　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这是被“快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做出的反弹行为。对此，中国人尚未觉醒。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惜一切的求快，只会徒增社会病，降低幸福感！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把时间分为两类：一类叫本真时间意识，一类叫流俗时间意识。所谓本真时间意识具有三维结构，即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勾连、相互缠绕又相互重叠的统一体，三者的关系恰如一座演出剧目的舞台。“现在”是舞台中央正在上演的一场，“过去”是已经演过的上一场，“未来”是即将出演的下一场。有了上一场的背景铺垫，才有了这一场的精彩呈现，进而发展出下一场的趋向结果。具有本真时间意识的人们常常回首来路、端详眼下、眺望将来，遵循事物的规律，用“历史的耐心”(习近平语)从从容容地走好每一步。流俗时间意识则割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联系，心目中只有“现在”，不愿回忆“过去”，无暇思考“未来”，一切聚焦现在。以“活在当下”为生活目标，且对当下来不及感受、来不及感动，更来不及感悟，生活的轴心就是紧盯眼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时间被压缩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座现代孤岛。如何在“快文化”持续发酵的当下，让社会回归理性，让本真时间意识重新引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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