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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5 21:03:32 阅读：次来源：沙滩车厂家

中国应将刺激全球需求列入G20核心议题

今年3月9日，欧洲央行正式推出万亿QE计划。随着欧洲央行和各国央行开始购买国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这一全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UMP）会使欧元区“起死回生”吗？每月600亿欧元的购债规模是否足够？此后各国央行又应该如何保持有效沟通？

“鉴于欧元区面临的通缩风险，以及欧洲所谓的‘长期滞涨’（secularstagnation），我认为QE是重要之举，但仍需要配合以财政政策和其他改革措施。”国际金融协会(IIF)总裁、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蒂姆·亚当斯(TimAdams)在出席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每月600亿欧元的购债规模是个很好的起点，也足以吸引市场注意力，今后欧洲央行也完全有能力扩大规模。

就风险共担来看，欧洲央行分担的风险有限，占债券总量的20%，其余将由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自负。对此，亚当斯认为，“欧洲央行亲自出手购债将最为有效，这能够传递风险共担的信号，也是使一个货币联盟得以长期持续的关键。”

美联储加息将是2015年全球的最大关注，美联储应如何保证有效沟通？“它需要不断与市场沟通其对加息进程的判断，以防止‘悬崖效应’（cliffeffect）。可见，要在预判市场预期的同时回应那些预期，这的确充满了挑战。”亚当斯分析称。

中国将在2016年成为G20峰会的主办国，如何设定首要议题是目前最大挑战。亚当斯认为，最重要的是专注，议程往往充斥了众多政策目标，但届时又无法落实。在他看来，要兼顾各方兴趣而不显得过度聚焦本国利益，的确是一大挑战，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一个适宜的话题。此外，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软，通缩风险尚未消散，如何刺激本国和全球需求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当被问及人民币加入SDR是否应被列入G20的议程，亚当斯表示，这一话题更多的是中国问题，由于G20是由各国领导人推动的，因此中国应该寻求能够实现多方共鸣的话题。

此外，针对久拖不决的IMF份额改革，亚当斯认为，“应该再多给美国一点时间，比如6个月，利用这段时间观察一下美国国会会否通过份额改革。我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确有意愿通过改革。”

欧元区QE：必要之举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评价欧洲央行最新推行的万亿QE?

亚当斯：鉴于欧元区面临的通缩风险，以及欧洲所谓的“长期滞涨”，我认为QE是重要之举，但仍需要配合财政政策和其他改革措施，如劳动力市场改革、产品市场改革、扩大投资规模，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容克(Jean-ClaudeJuncker)的3000亿欧元振兴计划将会是QE的良好补充。总体而言，欧元贬值会促进出口，刺激资本市场，主权债务溢价将会进一步收窄。

日报：就欧元区QE的细节而言，你认为欧元区各央行风险共担是否合理？

亚当斯：我认为欧洲央行亲自出手购债将是最为有效的，这能够传递风险共担的信号，也是使一个货币联盟得以长期持续的关键。此外，对于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货币联盟而言，财政联盟也需要相伴而行。

日报：你认为欧元区QE每月600亿欧元的购债规模是否足够？

亚当斯：这是个很好的起点，也足以吸引市场注意力，我认为今后欧洲央行完全有能力扩大购债规模。总体而言，QE是必要之举。

日报：以美国的三轮QE为例，QE1效果极佳，但此后QE2、QE3的效果存疑。此外，根据IMF数据，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trendgrowth）正在放缓。照此来看，QE政策真的有用吗？

亚当斯：QE是个长期战略，它不能取代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政策制定者可能误将其作为替代政策，其实QE只能争取时间、提供一定刺激，其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当时，QE1有效地平复了美国资本市场恐慌，但此后边际效力会逐步递减。

日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政策背道而驰，你认为这是否会加强金融市场波动性？

亚当斯：是的。每当全球出现货币政策分化，市场波动性都会抬头。当前，日本仍将继续其QQE政策（量化和质化宽松），中国政策基调尚不明朗，不过我认为当前应该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定，出现剧烈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

日报：你认为美联储将于何时加息？

亚当斯：我认为最早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当前似乎美联储并不着急。尽管2014年第四季度GDP数据亮眼，但当前美国通胀率处于低位，美联储并没有任何压力急于加息。此外，美联储内部也多表示，将对加息保持非常耐心（patient），也不排除推迟至2016年加息的可能。

日报：日本央行正在继续推进QQE，你如何评价日本央行的表现？

亚当斯：日本央行已经尽力，而目前第三支箭最为重要，即结构性改革，如使得服务部门更具竞争力。日本目前有很多工具可以实现飞跃，如正在协商中的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是改革的催化剂（catalyst）。已经祭出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只是短期之举，不过全球当前都存在一个顽疾，就是对于开展结构性改革的态度较为拖沓。

央行沟通：依旧面临挑战

日报：1月15日，瑞士央行突然宣布取消1欧元兑1.2瑞郎的汇率下限，引起市场的很大波动，你对瑞士央行作何评价?

亚当斯：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自2011年瑞郎盯住欧元以来，瑞士央行通过印钱防止瑞郎过度升值，这导致瑞士央行的资产接近瑞士GDP的90%，这是无法持续的。

日报：照此来看，你是否认为2011年瑞郎盯住欧元的策略是错误的？

亚当斯：2011年的挂钩机制是必要的，因为自欧债危机以来，欧元资金流向了瑞士避险，为了避免这些资金流入令瑞士法郎过快升值，瑞士央行当时不得不设置了欧元兑瑞士法郎的汇率下限。但随着央行干预程度不断上升，其过度膨胀的资产负债表不可持续，而行动越晚，对瑞士经济的打击就越沉重。

日报：你认为瑞士央行此举是否将打击央行信用？

亚当斯：央行总是要不断努力来赢得信任，但有时难免也要做一些越权的事情，尤其是当前全球各国财政政策瘫痪（paralyzed），疲软的投资也越发依赖央行刺激。然而，央行能做的事情毕竟是有限的，当前多数欧元区利率已经徘徊在零区间，货币政策空间受限，因此央行必须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

日报：及时、有效的沟通是否应该是央行信用的一部分？

亚当斯：沟通的确重要，但瑞士央行当时很难做到这点，因为提前透露“脱钩”会造成大规模市场投机行为。就美联储的挑战而言，它需要不断与市场沟通其对加息进程的判断，以防止出现“悬崖效应”。可见，要在预判市场预期的同时回应那些预期，这的确充满了挑战。

日报：对于瑞士央行事件，IMF总裁表示对瑞士央行没有和其他主要央行进行事前协调感到遗憾。你认为瑞士央行是否应该进行事前联络？

亚当斯：我相信瑞士央行在事后一定对其他主要央行做了解释，我认为“脱钩”事件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步消散。

日报：这是否说明，各国央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合作？

亚当斯：这种提法一直存在，且多国央行行长也互相了解，时时沟通。尽管如此，在采取一个市场影响力较大的行动前，央行行长必定会十分谨慎，仔细考虑如何沟通，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但不论央行怎么做，一定的负面影响总是无法避免。

日报：2005年，中国正在筹备汇改，7月21日，中国央行和马来西亚央行采取了协调行动，两家央行同时宣布汇改，你认为这种经验值得借鉴吗？

亚当斯：我认为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景都各不相同，今年2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也探讨央行如何有效合作。不过就瑞士央行此前的“挂钩”政策而言，美联储、欧洲央行或者IMF等一定会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G20：

应寻求多方共鸣话题

日报：中国在2016年将担任G20会议的主办国，你对会议议程有何建议？

亚当斯：距2016年还有很长时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专注，议程往往充斥了众多政策目标，但届时又无法落实。目前尤其是要持续开展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探讨，因为全球经济发展仍存在上万亿美元的基建缺口，重要的是为何会出现这种缺口？我们如何获得资金填补缺口？除此之外，在未来几个月，中国还需要关注其他一些必要讨论的新问题。

日报：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更多人认为，中国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如何才能兼顾各方利益？

亚当斯：要兼顾各方兴趣而不显得过度聚焦本国利益，这的确是一大挑战，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一个适宜的话题。此外，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软，通缩风险尚未消散，如何刺激本国和全球需求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

日报：你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吗？比如汇率合作或是赋予新兴经济体更多话语权？

亚当斯：我认为IMF等国际机构的治理应该合理反映全球经济发展。当我还是美国政府官员时，我一直着力推进IMF等其他机构成员国代表性的再平衡，以合理反映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形势。这种努力仍应该持续。

日报：但是这总是举步维艰，比如IMF份额改革至今仍陷于停滞。

亚当斯：这对于此类全球机构的确是巨大挑战。目前来看，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对份额改革的态度十分坚决，IMF的大部分成员国也是如此，因此我相信美国在合适的时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日报：事实上，IMF已经开始讨论“计划B”，你认为美国是否有意愿通过改革？

亚当斯：大家应该再多给美国一点时间，比如6个月，利用这段时间观察一下美国国会会否通过份额改革。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并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确有意愿通过改革，也为之做出了一定努力。

日报：如果中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G20议程，这是否能够对现实有所帮助？这是否应该作为优先议程？

亚当斯：鉴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把握可以取得国际共识，因此我不认为这应该作为优先议程。不过，就算无法达成共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将其列入议程、进行探讨，这总比一直保持沉默来得有效。

日报：你认为SDR（特别提款权）篮子改革是应被列入G20的核心话题？

亚当斯：IMF正在检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可能性，因此这一话题更多的是中国问题。由于G20是由各国领导人推动的，因此中国必须寻求一个能够实现多方共鸣的话题，并就其技术问题进行探讨。

日报：你认为人民币是否可能在2015年加入SDR货币篮子？美国是否会表示反对？

亚当斯：对此我还没有得到消息。不过与IMF份额改革相比，SDR的重要性要略输一筹。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其可能将更多关注放在份额改革上。